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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靠市场机制推进

 自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改革取得了诸多进展。不过，和所有改革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各种曲折，也会暴露一些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11月17日举办的“《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市场手段完成，要靠市场机制推进，不能靠行政化手段调整。
    李扬表示，当前各界关注的高杠杆率问题主要集中在国企，政府杠杆率总体来说不算高。当前，民企去杠杆基本完成，但国企去杠杆仍在继续。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李扬建议，针对政府机构所办的企业及其金融行为，应当有一个专门的负债管理方式。
    对于房地产去库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分析称，不能按总量计算如何去库存。“因为一二线城市去库存的压力并不大，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过剩情况比较严重。如果仅关注总量，而没有分析结构关系，去库存效果也会跟预期的不一样。”许善达表示。
    同时，与会专家也提及社保缴费率过高问题，认为这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压力，也限制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社保缴费率高是历史遗留问题，需厘清责任边界。社保改革也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密切联系。在推进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存在职工安置的问题。如果涉及职工无法找到新工作，按理说应由社保来承接，但是现在的社保显然不具备承接能力。许善达建议，应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进入社保，以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为顺利推进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扫除后顾之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面临一个“风险三角”困境：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收缩。黄益平强调，现在依靠周期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很困难，要走出当前困境只能依靠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存在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下限应为6.2%，上限应为6.7%。 
    “如果经济增速突破了6.2%的下限，意味着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就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对于为何设置经济增速的上限，蔡昉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而非周期性的变化。现在各方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要通过改善增长函数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速度符合这一潜在增长率将会是健康、可持续的增长。因此，要设一个上限，不突破上限要求，宏观政策必须稳定在当前的经济工作总体思路上。
    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分析称，近期人民币贬值与美元走强基本一致。由于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美元指数走强，人民币自然对美元走贬，这是正常的。姚余栋预测，美元指数目前处于“脆弱的”强势阶段，已经差不多要到“顶”了，人民币对美元不会持久贬值，如果英镑和日元出现反弹，则人民币会对美元升值。在英国“脱欧”、日本负利率等环境下，人民币给全球提供了安全资产。（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