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持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降成本自然是眼前至为关键的一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和关键环节，降成本必须精准发力，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做足做好“减法”。
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成本优势。然而，不断攀升的生产经营成本正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部分企业家甚至发出制造业利润“薄如刀片”的喟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今年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的调查显示，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两项分别是“人工成本上升”（68.4%）和“社保、税费负担过重”（50.2%）。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统计的全球制造业成本指数，2014 年我国制造业成本相当于美国95.5%，但已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而在2004年我国制造业成本低于墨西哥和印度。目前，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相继出台振兴本国制造业计划，这对我国和亚洲制造业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如何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成为既现实又迫切的课题。
针对企业高成本下的发展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此前，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也提出，经过1至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立足前期工作基础和现实可能出发，降成本或可从三个方面做足做好“减法”。
首先，正税清费为企业“减负”，给企业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我国税收来源一半以上来自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主要由企业负担，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比如，从目前在生产环节征税，转向更多在最终消费环节征税，以促进企业税负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尤其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
其次，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制度和政策羁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降成本的关键环节。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还暗藏“灰色地带”，是当前企业的最大困扰。近年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效果明显。但在部分改革“深水区”和“角落”，一些部门对权力仍恋恋不舍。部分“红顶中介”悄然转入地下，收费垄断、利益输送现象依然不少。
再次，淘汰落后产能，加速转型升级，降低企业要素成本和用工成本等的上涨压力。一方面，应着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科技行业结合，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