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跑路并非普遍现象”“营改增减税力度超出当初预估”“税负比较,关键看宏观税负”……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这位中国20多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见证者,以其专业视角回应社会关切。
曹德旺“跑路”属个例
不宜过分解读
风起于青萍之末。汽车玻璃行业巨头曹德旺一番赴美投资言论,让“中国税负重不重”这个老话题再度炒热。
楼继伟认为,讨论所谓“曹德旺跑了”一事,首先要看到他所涉行业的特殊性。汽车玻璃制造业不适合长距离远洋运输,到销售目的地投资是出于客观需要。就该行业生产要素成本而言,美国的确有优势,电力、天然气等能源成本低,制造业土地价格低,运输成本也不高。
从税负成本看,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中国税率是25%。对于有观点质疑中国征收增值税而美国没有,楼继伟认为中美税制结构不同,对应中国增值税,美国实际要征收销售税,不过税负不反映在汽车玻璃生产环节的增值上,而是落在汽车整车销售环节,因此不能脱离两国税制特点看问题。
楼继伟认为,曹德旺“跑路”事件属于个案,并非普遍现象。“要看到,曹德旺并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玻璃制造都搬到美国,大量业务还在国内。中国国内市场潜力依然巨大。”
不过,楼继伟也坦承,中美企业负担是有差距的,包括“五险一金”,美国大公司在税优安排下普遍都为员工提供商业医疗保险作为非工资福利,虽然不是强制,但这块没有纳入社保成本。
他指出,为降低企业社保负担,2016年我国阶段性降低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费率。未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后,我国就有条件进一步降低目前的养老保险费率。另外从现实情况看,因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和监管不够,企业实际承担的养老保险等费率要低于名义水平,实际缴费费基也比规定的小。
此外,他强调,中国的确存在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优势趋弱、利率较高、企业利润率下降等客观问题,“企业家们的担心,正是下一步降成本要努力的方向”。
世行总税率“意义不大”
比较税负关键看“宏观税负”
不久前,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称,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
世行68%的总税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据该报告数据采集人之一、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合伙人梅杞成介绍,指数所依据的并非各经济体的宏观数据,而是由世行工作组提供一个模拟的从事传统人工密集制造业的中型企业,根据各经济体的税种税率推算出企业总税负(不包括个人负担税负)。
此外,世行的总税率分子由企业税、劳动力税费、其他税费三部分组成,不包括流转税。其中企业税在中国指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因美国没有土地增值税,主要指企业所得税。劳动力税费指的是养老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而其他税费仅指房产税等一些小税种。
“由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成本结构、发展阶段、税收制度倾向(例如侧重企业税还是个人税)等因素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指数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经济体税负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经济体的全面情况。”梅杞成称。
“世行测算的总税率属于微观税负分析,其指标范围和数据的选取与通行算法差异较大,用这一指标作国与国之间横向税负比较意义不大。”楼继伟说。
“比较税负,关键看宏观税负,即总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楼继伟说,如果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14、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均为29%左右,如果计入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宏观税负分别为30.2%和29.8%。“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哪个口径,我国宏观税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营改增减税规模超预期
多原因导致个别税负增
作为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政策设计者,楼继伟透露,当初预估综合所有减税因素的减税规模为5000亿元,如今官方数据显示减税力度超过5000亿元,超出预期。
分析减税原理,他指出,尽管增值税17%的最高税率没动,但改革使得可抵扣项增加,税基变小,实际上就是降税。再加上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减税力度更大。“因此2016年减税超5000亿元是实实在在的,比当初预估的减税规模还大。”
楼继伟认为,相比营业税,增值税没有重复计税,更显公平,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各行业平衡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提高专业化效率。
而对于部分企业税负“不降反增”,楼继伟认为原因很多,例如营改增后上游企业提供的可抵扣项不足,抵扣链条建立起来,漏税空间减少等,其他方面如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也是一大困扰难题。“中央正着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降税清费并深化改革,这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增强公众纳税意识
预算公开透明是关键
有关税负话题的争议背后,如何增强公众纳税意识问题备受关注。
“纳税意识不足的背后,与预决算公开不够、百姓心里不踏实有关。”楼继伟说,“预决算公开后知道钱是怎么花的,花的对不对,百姓自然愿意纳税。预算改革首要就是公开透明,公开是一般,不公开是例外,各级都应如此。”
他补充道,除了加大公开力度,相关部门还要着力做到预算公开后至少让专家能看得懂、能够提出质询,只有监督好政府花钱才能增强纳税意识,继而提升自觉缴税的社会风气。
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凸显,楼继伟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弹性上不去,政府勒紧腰带过“紧日子”、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花钱效率显得尤为重要且大有可为。
链接：世行的“中国总税率”怎么算的
68%,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总税率近期引发争议。这一数据计算指标有哪些?怎么个算法?横向可比性如何?业界甚至世行内部都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
“中国总税率为68%”出自《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以2015年各经济体的数据为基础,由世行主导、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参与。记者近日联系普华永道,被告知“关于这份报告,我们公司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
世行方面,负责协调纳税报告的乔安娜·纳斯尔在给新华社记者的邮件中说,报告团队以“假定情形”为基础,在主要城市中设定一两家中等规模标准企业,综合销售利润率、员工结构和工资水平、固定资产处置行为等因素进行测算。
简言之,总税率等于企业纳税额加强制性派款等支出除以商业利润,其中纳税额不包括由个人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和不影响利润的增值税,强制性派款在中国指五险一金,商业利润指企业缴纳所有税款前的净利润,并非企业财务上的所得税前利润。
只是,在一些财税专家看来,这种标准和算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其一,总税率并非依据真实企业数据分析得出,而是在模拟情形下进行测算,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一定能保证；其二,总税率以商业利润为分母测算,而通行做法是以销售收入为分母。
此外,各经济体税制和社保体系差异较大,横向可比性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一点在世行中国局首席经济学家李伟乔处得到印证。他说,如果要跟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社保支出占商业利润的比重就超过48%,原因是这部分支出几乎全部由雇主承担。而在美国,按规定,只有一半的社保支出由雇主承担。
“这就是营商环境报告中税负指标的国家间可比性可能受限的一个原因。”李伟乔坦言,如果我们仅看企业所得税的话,中国企业的负担比美国小多了。
纳斯尔也在邮件中说,总税率只是营商环境报告的一部分,是综合评价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指标之一。整体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位列全球第78位,较上年度提升了6位。
可见,总税率本身科学与否暂且不谈,有一点已经明确,即炒作“死亡税率”的人选择性忽视了中国营商环境提升的大背景,只盯着世行报告的一个小章节,令人遗憾。（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