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高的不是税，而是社保费用。白重恩援引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称，190个经济体里中国税负排名第131位，其中税收（不含增值税）占企业盈利比重为20%，而社保费用则占到49%。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西方国家里福利不是那么好的美国是10%，福利公认非常好的瑞典是35%。
在我国，政府掌握着庞大的资产，现在的做法是用资产来支持投资，白重恩建议逐渐改弦更张，用资产来支持社保，以走出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这不是第一个提出该建议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政府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观点，正是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不仅赢得了短期的GDP，也在长远为中国赢得了市场优势。但政府投资也不得不服膺市场规律，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饱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挤出效应愈发明显，这使得经济增长的步伐渐失轻盈，盘桓在权威人士所说的“L型”底部不得出。
实事求是地说，当投资从粗放转向集约，政府投资必然要面临效率的逼宫。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投资，发挥作用最好的时期应是工业化初期，那时存在着太多投资空白，缺的不是效率，而是资本。今时不同往日，大规模疾风骤雨的投资已告一段落，中国经济必须走向创新型和消费型经济，必须激活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效率，否则只会积累起一茬又一茬的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让市场迟迟无法出清，陷在旧周期的尾巴，摸不着新周期的大门。
过去四十年，我们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也就是新兴市场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尤为显著。但后发并不是只有优势，因为借鉴技术和管理的甜头，自身快速增长的路径依赖和惯性，亦有可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借鉴和创新上懈怠下来，从而对长期增长形成“后发劣势”。如何实现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将考验着中国经济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与其增大投资稳增长，不如减税降费稳社保，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为驰骋在市场大道的企业保驾护航，从而终结政府投资-效率递减-加大投资的恶性循环，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但政府资产并不是只有投资这一个选项，是确定无疑的。（来源：北京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