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们主要是各种名目的‘费’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对税负轻重之争的“定调”，引发广泛关注。
前不久，宗庆后、曹德旺等著名实业家对降低企业负担的论述，将企业税负问题带入公共视野，也引发了税负高低的争议。但争论“税”或“费”意义不是太大，反正对企业而言都是负担。
现在李克强总理一锤定音——要求政府既减税又要降费，为给企业减税降费腾出空间，并“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既对之前的“大讨论”做了回应，也反驳了某些“不着调”的论调，还给许多企业家“撸起袖子干”吃了定心丸。
实际上，税和费只是企业众多制度性成本中的一部分，少数部门个人的寻租、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对企业及企业产权的保护不力或是侵害，给其他合法经营的企业带来过多的交易成本。因此，李克强总理超越税费，在更广义的范围，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中了企业“降成本”的要害之处，比减税降费更能说到企业家的心坎上。
企业是作为不断“内化”交易费而存在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
这种“存亡”，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成本的能力大小，如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二是“外部”交易费用的高低。也就是总理所指出的，企业各种名目的“费”太多，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若是超过企业的“内化”能力，企业家也就放弃“交易”。
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内化”部分市场型交易费用，而管理型交易费用（税费等）、政治型交易费用（腐败等），则是政府“内化”的职责。这也是总理说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的缘由所在。
一国经济并不是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家经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交易费用或经济运行费用十分高昂，进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
在此意义上讲，我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一些政府部门与其纠结税负高低的名相之争，还不如拿出和企业“同甘共苦”的精神来。切实减税降费、深化改革等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让政府及公职人员“苦”一点、“累”一点，以政府的“共苦”来为企业减负，从而激活企业并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市场制度是一种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只有强化市场制度，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避免过多介入微观经济运行；通过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优化市场型交易成本，才能真正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