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方而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都专门对“降低宏观税负”做了安排。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多次部署落实“减税降费”的事宜。在前不久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更是明确要求“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
从学界而言，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通过调研，抛出了“死亡税率”之说，赢得不少拥趸者，其中不乏许小年等著名经济学家；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等人则在承认企业负担偏重的前提下，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并不高，“死亡税率”说法太片面。
从企业界而言，几乎是一片倒地说企业税负实在太重了，大喊“税负痛苦感”太高了。去年12月份，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爆出计划花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并指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是最高的，引发了巨大冲击波，不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纷纷回应，甚至还引起李克强总理的关注和回应。2016年12月底，娃哈哈老大宗庆后接受浙江卫视《大牌对大牌》栏目采访时也说“中国税负确实太高了”，两个著名企业家的发言将“企业税负”的热点话题推向了全年的最高峰，甚至引发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迁的担忧。
与此同时，2016年是政府减税的力度最大的一年，例如全面实施“营改增”、小微企业免征范围扩大、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节水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等，仅“营改增”一项减税金额就达到5000亿。
但为什么，制造业等企业的“税负痛苦感”反而上升了呢？并由此使得“企业税负”成了2016年最热点问题了呢？
首先应该承认，“税负痛苦感”上升并不是企业“无病呻吟”。有不少中小企业、甚至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倒闭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税负不是主要致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税负不会成为中小企业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各种争论中，分歧点主要是在我国宏观税负是否比美国等国家高，但就企业税负尤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税负而言，中国是高于美国等国家是一个各方共识。这是因为我国主要对企业征税，而美国则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同样，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服务业贡献了大部分税收和就业岗位。
当然，这个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2016年“税负痛苦感”反而上升，因为之前也都是这种税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解释说，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笔者认为，这个解释应该是客观的，也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当前绝大部分企业真实现状。政府在真金白银地为企业减税降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娃哈哈为例，宗庆后反应缴纳500多种费的问题，近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经过调查核实后，不少缴费项目已经被停止。虽然2016年尚无缴费的全年数据，但按照宗庆后在电视中讲2016年1-11月缴费是4000多万，而2015年是7412.07万元，就项目和金额而言，都有很大幅度的减少，即便说2016年的费用仍有不合理的空间，但也足以证明政府2016年是真金白银在为企业减税降费。
2016年企业“纳税痛苦感”依然上升，刘尚希还给出了一个比较符合情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减税的幅度比不上一些企业盈利下降的幅度，因而显得税负重了。也许减税措施落地过程中还受制于体制机制的障碍而被打了折扣。
李克强总理1月13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受邀出席的4位企业家，3位都被总理问到了“企业税费负担”的相关问题，并表示2017年通过政府过紧日子来为企业减税降费腾出空间。更大的亮点是，李克强总理直接将2017年减税降费的重点落到“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一点上。换句话来说，减税降费不仅要在宏观的大数字上体现，更要着力降低企业的“纳税痛苦感”。
税负只是企业负担的一部分，税负问题也只是中国亟需深化改革的一个侧面。制度性交易成本才是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李克强总理要求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抓紧制定实施和逐步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今后一个更为重要降低企业负担的途径。然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远比减税降费庞杂，这恐怕是2017年里与减税降费同等重要、同等迫切的任务。（来源：中国网）
